不合时宜的思考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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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魏是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于前贤先哲的教诲既不能悠然心会，于这个光怪世界又不会“诗意地”看待，冷不丁就冒出扫兴话来，语多怪诞，意甚乖张。
玩过微信群的都知道“封建社会”的新意，而写过公众号的都知道“开封”已经不是一座城池，而是劫后重生。
《非常魏道》“开封”之际，辑录老魏不合时宜之胡言乱语，供世人一笑。
尾生之死
尾生的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这个古代的酸书生与美眉在桥下约会，谁知道美眉没来，洪水倒先来了。尾生于是死死抱住柱子，至死没有离开那个约会地点。
千百年来，有人看到的是绝美的爱情，有人看到的是一诺千金的诚信，还有人看到的是矢志不渝的信念。
但我要说：以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的失约买单，这才叫做愚昧！
而美化和鼓吹这种愚昧，就是洗脑。从爱情观的洗脑开始，最终就会推行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方方面面。
情义之辩
中国古人教人重义轻利的的一句名言是“黄金如粪土，情义值千金”。
这事实上是告诉我们情义不是一般的粪土，而是重量级的粪土，一堆情义足足抵得上一千堆粪土。
谁靠谁？
都流行强调“舵手”对于航行的重要性，所以就连江湖帮派大佬都叫“舵主”和“总舵主”，不过老魏还真想不起：有哪一次航行仅仅是靠舵手而不靠水手的？
再进一步追问：舵手掌舵谋生，水手划船混饭，而乘客买票坐船，相互需要，彼此扯平。没有舵手固然无法抵达彼岸，但没有乘客你这船开着干嘛？
所以说，谁靠谁呢？
站立与下跪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这是马克思最欣赏的一句话。
也许，对于习惯于弯曲的膝盖而言，站直才是最别扭的姿势；
对于聆听上谕圣训的耳朵而言，镣铐的声响才是最美妙的音乐。
伏尔泰说“就算没有上帝，我们也要自己来创造一个”。而现在诸多文人和机器们努力的目标就是：就算纸冠已经被戳穿，也要拼命将它们缝补得完美无缺。这样才有理由号召大家一齐来下跪称颂。
最大的学问
孔子曾经感叹说颜回实在不是一个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啊，因为他对我所讲的无不心悦诚服。
孔圣人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有所反思、质疑的学生才是真正有助于老师自身丰富的好学生。
但让人困惑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对老师毫无帮助的应声虫，居然由孔子给安排了七十二贤人中之第二的显赫高位。颜回英年早逝时，孔子哀叹说：“天丧予！天丧予！”
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了，一个无助于自己的弟子之死，何以让孔子认为是天在灭自己呢？
后来，在回答季康子的提问时，孔子终于承认自己最偏爱的正是这个“非助我者”的颜回，认为颜回死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弟子称得上是“好学”的了。也就是说，作为老师和领导的孔子最看重的恰恰是颜回完全以自己之是非为是非的顺从，而不是“助我者”的独立精神。
怪不得朱熹和王阳明在揣测孔圣人的心思时说：老人家的话看起来充满了遗憾，“其实乃深喜之。”
圣人尚且如此，今天之大佬、师长赏识和提拔那些毫无原则的盲目迎合者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在他们看来，能够做到发自内心地迷信长者和恩公，并且心悦诚服、陶醉其中，这就是做人最大的学问啊。
鲍西亚式的智慧与恶行
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充任法官的鲍西亚对夏洛克的刁难：按照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契约，他有权获得安东尼奥胸口上的一磅肉，但契约并没有允许取血，因此在割肉的时候如果流下一滴血，那么夏洛特的全部土地财产都要充公。而且割肉的时候必须是一磅，不能多也不能少。
一辈子精明奸诈的夏洛特只有干瞪眼了，反过来还被以“谋害公民”的罪名剥夺了全部财产。
别人从中看到的也许是鲍西亚的智慧，但我看到的却是对法律精神的任意扭曲与故意曲解。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鲍西亚出任法官本就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精神，临时为契约赋予新的解释更是强盗逻辑，因为割肉时会流血是不言而喻的内在条件，在订约时双方都是预先知道的，并不违背这契约的基本前提。再说，夏洛特完全可以要求安东尼奥自己将肉割下来。
之所以没有人指斥和痛恨鲍西亚，是因为她的行为乃是以恶制恶。但一个社会如果容许甚至赞赏以恶制恶的话，那么就很难保证下一次不会是以恶制善。人类历史上多少假法律之名所行的罪恶，其实都是鲍西亚思维的继承与延续。
现代人应有的基本认识是：夏洛克的要求完全合乎契约精神，毫无法律上的问题，他的错误是道德层面的。他给世人的警示应该是：爱心促成善举，而仇恨只会增加恶行。
这一警示事实上同样适用于鲍西亚，她的所谓智慧未尝不是仇恨种子结出的恶行。
学问与办事
袁世凯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外国人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
“旷世怪物”辜鸿铭对此嗤之以鼻，说：“除倒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
辜鸿铭当然是书生之见，“讲学问”的人其实是连倒马桶都做不好的，所谓“书生买驴书纸三券”。更何况人家袁世凯的“办事”办的可不是一般的事，而是朝廷大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越是大事越不需要“讲学问”，越不能“讲学问”。所以才有“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的豪杰佳话。
道理其实很简单，“讲学问”的人习惯照本宣科，认死理，不活络，恰恰是庙堂人物的大忌，知识越多便不可避免地“越反动”。
相比那些号召天下人读书学习“讲学问”的历朝帝王，袁世凯倒是说了句大实话，免得知识分子们自作多情地去做“采芹之献”，以致闹出因文惹祸、因讲真理蒙羞的种种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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